米可的音乐空间

称安倍首相访华和温总理访日为“破冰”和“融冰”之旅，道出了人们要扭转复交30年后再现的不正常关系的愿望。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和“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两句话可以想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异常僵化，是长时间演变的结果。化解大块的冰封须向历史长河中寻源。民众及其首脑、人心加上传统、双方交往时的心绪和思路可谓关键。本文解析日方的中国情结和恩怨意识等“心根”。给双方辨证治本提供一条线索。
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羡嫌交织
    在小泉、安倍政权之交时，日本偏右舆论抬出了一段1400年前的往事，敦促安倍效法当年圣德太子的对华自主外交。那次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于公元607年。当时辅佐天皇的摄政王圣德太子派使出访隋朝。国书起首处的口气让隋炀帝不悦——“日出处天子书致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命外交部门“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奏”。而在此七年前。隋文帝对日本首批遣隋使曾颐指气使，说“倭王”办公时间不合理而“训令改之”。这次隋炀帝受到了主张平起平坐甚至暗表优先的挑战。
    此后历代中日邦交时断时续、不冷不热，但双方实力之差，总使“日出处”显得逊色。直到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美舰向日本示威，逼中日双方打开国门后。日本发愤维新而后来居上，并于1894年痛击清朝北洋水师，双方一举颠倒了高下。打败“老大国”的东瀛岛国就此自居老大，将中国视为二等国。不仅发动了侵华战争，甚至把英美都不放在眼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与中国优劣对比再次逆转，当时日本人的对华感情，除负疚外更有在“战胜国”面前抬不起头之感。但不甘拜下风的日本趁朝鲜战争闷声大发财，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约而重归国际社会后．又因经济发展、后来居上而赢得世界刮目相看。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强国俱乐部”。而同年中国打破西方核垄断，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于是日本和中国又站到了一条起跑线上。这时日本投向中国的视线，随着自信的恢复而趋于对等。
    1972年两国复交后．日本曾出现由争睹中国赠送的熊猫所象征的中国热，这应该是“竹幕”撩起后得以接触疏远的近亲而产生的感情。然而日本人不久就对中国因“文革”而导致的落后和丑陋愕然。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说“请关照穷邻居”。就是觉察到了友邦的惊诧甚至暗生的嫌弃。中国在转型期的反思引起波动。日本的对华观也出现了光环褪色带来的失望。
    复交后的第二个10年，日本正值财大气粗时期，对中国也滋生了居高临下的心理，但由于赎罪报恩意识尚强。所以仍不失谦恭。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日本未参加西方国家的反华包围也是难得的友善和实际。而1992年天皇访华成为两国关系的又一里程碑。
    复交后的第三个10年是陷入倦怠的十年，主因在日本经济大滑坡、政治渐右倾。1995年社会党村山内阁决议就往昔侵略向亚洲人民致歉。以过勿惮改的良知留下了维护和睦的新基石。但同年显露的“第二次战败”(相对于50年前的战争败北。这次是经济、政治、精神等的衰败)削弱了心理承受力。1998年后两国关系趋冷的因素之一。是金融危机造成的郁闷诱发了日本要甩掉“历史债务国”包袱的冲动。
    复交30周年起双方首脑互访中断．被形容为“无性”状态，这要归咎于小泉首相执拗参拜靖国神社激怒了中国。与上一个10年不同的是。摩擦扩大到了民间。如2003年日本学生在中国西北大学表演猥亵小品及日本职工慰安旅行团到珠海嫖妓、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上部分中国观众起哄日本队、2005年中国民众示威反对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而在日本国民中，受“鹰派”得势和媒体“嫌华”炒作的影响，对中国抱抵触情绪、对两国关系持悲观态度者愈增。
    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如中国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美国高盛证券公司在《与BRICs(金砖四国)共理想》报告中预言中国GDP总额2015年有望升至世界第二。使意识到将要落伍的日本骤发“恐华症”。随后几年，“入常”受挫、建构东亚共同体未得主导权的失利，加上外汇储备、外贸总额、汽车销售量等被中国超过，使日本朝野日益担心要被觉醒的雄狮掉头“暴食”。
    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采掘东海油气田意在像用麦管吸水那样吸走日方资源。并进而通过收购企业等来挖空日本。而东北亚“新三国演义”时代的中国捷足先登，更引得日本羡嫌交织而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恨。小泉对华外交的浮躁加冷淡就出于有小觑不得、又不知所措的无名火．这样看，“政冷经热”就在爱憎情结及谋利情理之中了。
没有“饮水不忘挖井人”谚语的国度
    由外交层面回顾中日关系及日本对华观后．再从大众心态、民族心路来审视日方冷凝的症结，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反常的根子在于两道史怨：中国当年放弃了战争索赔，但当今多数日本人却因为不了解或淡忘这个非同小可的情节而缺乏感恩意识，反认为中国要求正视历史未免过火；对战败的屈辱和不堪继续赎罪的翻案欲望，将自我厌恶发展为厌华、厌韩。
    日本在战败后迅速复苏，有赖于朝鲜战争提供的商机。但更幸运的是由于中国放弃索赔而得以残喘，及美国占领后实行的仁慈统治。近来有日本媒体喧嚷“对中国谢罪要到何时”。但有识之士也指出，日本因为中国放弃索赔而得到的好处，远非日本历届内阁累计20多次的表态加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所能冲账。对中国回报意识相对淡薄的本源之一，是美国在二战末期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及在战后对日本实行占领，使日本人更觉得自己是败给美国的。分析一下日本人的对美感恩之心，有助于理解他们的对华态度。
    广岛、长崎的悲剧是人类遭受的破天荒劫难。而被降伏的日本又创世界被占领史上的奇闻。天皇屈尊去美国大使馆拜会刚抵达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报载合影上天皇的矮小拘谨和麦的叉腰高傲使举国震惊。但麦克阿瑟坐镇日本的两千多天中。有50多万民众来信向他表示支持和崇敬。有人恳求占领军永驻日本．呼吁美国将日本划作第51个州，甚至有一些妇女要他赐种生孩子。
    认占领者作父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奴性，但在军国主义崩溃后的信仰危机中。日本民众却将神秘的“蓝眼太君”视为救世主。麦克阿瑟被撤职回国时天皇仍执意赴使馆道别，去机场的路上20万民众恋恋不舍地送行，《每日新闻》竟然发出如“学童”般的娇声：“日本终于学会自己走路了。该怎么感谢才好呢?”顶礼膜拜的态度溢于言表。但是，回国后的麦克阿瑟。在国会称“日本人像12岁少年”，文化不如欧美成熟，喝破日本民族有顺从强者的弱处。这给对他一贯效忠崇拜的日本朝野泼去一盆凉水。也顿时改变了日本人对他的态度。其反差之大使人惊骇。日本政府为他特设的“终身国宾”称号和民间筹建纪念馆、铜像的计划。都因抵触情绪高涨而失去着落。
    中国在尼克松、田中角荣因丑闻下台后。还念念不忘他们对改善对华关系所做的贡献。日本则不再向当年的救星伸出亲善之手。麦克阿瑟因未受邀请。故除晚年赴菲途中加油外再未到日。1975年天皇访美时也未理会麦氏遗孀请绕道一小时去看一眼故人纪念馆的恳求，以致遗孀愤而拒绝参加白宫的欢迎宴会。与往昔的热火成天壤之别的一落千丈令人心寒，由此可知，难以指望这个没有“饮水不忘挖井人”谚语的国度永远感恩。
寒流之下的微微暖气
    常有域外人士讥讽或惋惜日本在世界上没有朋友。笔者认为，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日本人难以与他人相处。日本人也承认自己“村落社会”的特性。易附和雷同、惟强者马首是瞻。日本民众对麦克阿瑟和中国的感情起落。正如当年国民配合当局的侵略战争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缺乏独立思考，而易受媒体和官方的影响。
    但钟摆原理在忌讳走极端的日本也表现得很明显。“厌华论”唱久了就会有讨嫌的感觉。也符合“流言最多传75天”的俗话。当局的右倾化、自民党整体及多数主流媒体的中道保守，又牵制着国民感情不至于倾斜到仇华。
    较之松柏的长青，日本人更喜欢樱花的刹那美；台风频袭，也加深了他们人生观、审美观的无常色彩。去年小泉强行在“8．15”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就因其执著过度而引起人们的厌倦。小泉这回拜鬼的四周前．《日本经济新闻》披露了昭和天皇对合祀甲级战犯的不满，也可看作是“政冷”导致“经热”降到“经凉”的关头，健全空气的“逆袭”(反击)。
    即使在小泉人气极旺、社会上的厌华情绪疯涨时期。日本发行量最大的四家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也未煽动反华，对国民和企业影响很大的日本广播协会(NHK)和一些经济杂志也是公允、务实的。炒冷中日关系的媒体多是部分偏右或庸俗的杂志、私营电视台。其能量不可低估也不必高估。但不论倾向如何。都说明如今的日本，已是“不可一日无中国”。
    当今日本朝野对华观有两点基本共识：日本在安全保障上要依靠美国。经济上则有赖于中国；深知日中地缘、文化关系密切。又担忧中国急速发展威胁日本。小泉的冻冰和安倍的破冰其实根底相通。都是因为发现中国已逼近到与自己并驾齐驱的地步而感到惊惧。安倍上任伊始就先外访中国．并在迟迟未访美的情况下向温总理承诺年内再访华(偏右媒体哀叹为外交失利)．就说明日本顾虑到经济上也势必将被中国超过。而不得不结束僵持以防受到“强龙”压制。
    就日美关系的优先度、安倍本人的鹰派倾向及前任的顽冥而言．安倍主动访华确属难得可贵。继周恩来促成中日复交、胡耀邦推动中曾根停拜靖国神社后，温家宝的成功访日成为
新的起点。
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必然回归
    去年秋天日本副外相谷内正太郎敦促安倍首相决断访华时，为安倍特备的纸条上写着来自中国的成语：“君子豹变”、“胯下之辱”。
    安倍首相见胡锦涛主席前，自己定下了几点方针：握手时一不用双手以避免给人以迎合的印象。二不按日本礼仪低头而是直视对方；为体现严肃而不开玩笑；为显示主动而争取说话时间比对方长。如此缜密，简直就是如临大敌的表现。这种不冷不热的分寸，似乎象征着1400年前力争两国平等的圣德太子外交的再现。眼下两国关系因综合国力伯仲难分而处于罕见的实质对等，双方也由于这一特殊性而都须如履薄冰、摸石过河，但破冰消融的势头一旦造成就有望持续。
    安倍往日的鹰派言论委实令人不安，但他遵循首相规矩年初参拜祭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是他从极端冒险路线回归保守主流的信号。他不愿也无法承诺不去靖国神社，骑虎难下中宁可选择模棱两可的对策，其实也不排除这是向鹰派支持者掩饰不参拜的意图。
    温总理在日本国会演讲激起多次掌声和交口称赞。《产经新闻》哀叹日本的政治家们都被温总理的微笑骗了。但厌华论调这回却的确没有市场。不过正如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家宴款待中曾根首相而带来的中日关系第二次蜜月并未延续多久一样。对此次两国领导人的重新握手言和，人们也不能奢望热火再燃不灭。为维持宝贵的解冻状态不至于又落到冰点。有必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地琢磨如何得道得助、得法得人心。
    笔者认为，从中国政治文化的神髓出发，中国外交也应有理、有礼、有力、有利。即恪守道义原则、平等谦和相待、保持强韧威严、讲求实惠收效。融冰时尤其要引以为训的是：有利也不忘示礼，发力而未必获利。温总理访日把握分寸、情理并用的艺术，给对日交往提供了范例。
    温总理在国会演讲中要求日本以实际行动显示对历史的反省，不言而喻是针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演讲博得满场鼓掌，就因为没有“强按牛头”而激起对方发犟的腔调．往窗户纸上哈气却不一捅到底。《产经新闻》又叹“老奸巨猾的中国外交耍弄了国会议员”。与既近而远、似强又弱的东邻相处时。不即不离、不重不轻的平衡感觉很重要。
    不与别国接壤的岛国环境决定了日本在地缘政治一人文方面的特殊性。作家司马辽太郎说．日本四面环海。因而缺少对别国的实际感受，因此在与外界打交道时容易掉以轻心或过度紧张。日本对华观近年来的摇摆也部分源于这两个极端，所以，向日本民众传递中国社会的生动形象、多面信息．有助于引导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趋于稳妥。日本人感叹上海20层以上的大楼的数量为东京的近五倍。又对中国部分农村的贫困深觉惊异和同情。如此悬殊的反差也助长了对华国民感情的两极分化。而在工作、留学、观光中接触、体会到的平民日常生态，最能使得日本人对中国抱平常心。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和解机缘
    在战乱和革命频发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被中国击退，在复兴和对抗的下半叶又赶过中国。35年前，毛泽东对田中角荣以“架吵完了吗?不打不成交嘛”的风趣．给因日方用“添了很大的麻烦”谢罪引起的纷争划上了句号。两国在新世纪结成战略性互惠关系是竞争、共荣的时代潮流所决定的，而摩擦后复修好的雨过天晴，根本还在于没有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
    中日人民都热爱和平、希望和谐，不同的是中国战胜了无数的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日本则仅战败一次，而且旋即受到中、美的宽待。作家武田泰淳形容日本在灭亡体验上是“处女”，日本媒体也不否认由于战后的“和平痴呆”而造成不谙世事。近年来的厌华声浪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而“为赋新辞强说愁”，顽童般稚气而致双方关系五年冷却后的翻悔知趣则是“而今识尽愁滋味”，于是才有安倍的“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在小泉拜鬼问题上部分媒体和民众一时发烧厌华，背景中有对历史和国际社会的冷漠。日本的不少高中为给高考主科挤时间而砍非重点，在国家规定必修的科目中被跳过最多的就是历史(尤其是世界史)。大学生普遍缺乏历史、社会常识。《读卖新闻》的全国性调查表明有一半人每月读书量不到一本。日本人历来计较他人或别国如何看自己和本国，而想去了解、接近外部世界的热情和努力却相对不足。加上少子化造成的养老金危机、竞争导致贫困层增多，日本社会已处于自顾不暇的被动境地。
    小泉在放推进邮政民营化和参拜靖国神社两把火时，采取了向党内反对派和中、韩挑衅的手法。这种意在从萎靡不振的内政转移视线的把戏赢得了喝采。也迎合了爱看热闹和起哄宣泄的小市民心理。中国被当作靶子不仅因为树大招风、腾高遭妒，也由于日本试图掩盖和回避在周边及世界上的孤立。最近首相否认官方曾组织从军慰安妇的发言就遭到群起攻之。连出于政治算盘而媚日的台湾当局都对其严正谴责．美国议会、舆论的批判更使安倍赶紧打电话向布什解释。
    温总理是继29年前的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最成功的访日。他的融冰之旅以文火将两国关系升温到冻结前的水准。而治疗冻伤还要先在低温环境中轻搓慢揉一阵。
    外交关系的实质是“地球村”的人际关系．因而实现中日睦邻的关键在于人员交流。笔者的学生们去过中国后异口同声地说。原来媒体报道的中国人反日云云不可信。现在在日本大学任教的中国人已达数千。最近日本人每20对结婚者里就有一对配偶是外国人，其中中国人占相当数量，留学生中最多的也是中国人，加上到中国工作、留学的大量日本人，这种以亲身体验影响亲友所产生的滚雪球式的复利效果，将会发挥如百年老汤般的再生产作用。
    日本通俗歌曲《雨中慕情》唱道：“又恨你．又想你。转来转去，现在还是想你。……讨厌你，又想见你。天阴的时候，总想见你。”由爱慕到碍目的对华感情，最近正向着亲和的方向回转，怨怨相撞的局面已被打破。40年来日本首相年初还要参拜的神道圣地伊势神宫(三重县)每隔20年要拆迁神殿。重起炉灶的寓意是新一代人继往开来。如果也以20年为期来看，中日复交后的头一个20年晴朗少云，第二个20年至此则是常阴多雨，现在人们正在努力“融冰”，剩下的五年负有挽回失落的五年的历史任务，面对第三个20年，笔者对交接阶段的期待和展望可概括为：因势利导，摆脱纠缠；和风柔力。审慎乐观。
    温总理在京都瞻仰了周恩来诗碑。碑上刻着的诗句“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著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正可为中日融冰画龙点睛。

台湾是中国的睾丸，急了会操刀自宫，我觉得实则不然，就中国近代历来的表现而言，除了毛主席时代雄起过，其他时候都象个臃肿的妇人。台湾不但是中国的一边乳房，而且是乳腺癌早期的乳房，动手术切掉中国会怕疼，而且觉得不美观，所以就有了自我安慰的想法，以为提高免疫力就可以自然痊愈，这就是和平统一。
 　　　　　　　
一百多年前中国简直就是个性奴，西边几个几猛男一起上，日本也没闲着，他说让外人上还不如让邻居上。于是日本在中国身上玩虐待，光这样还不够，他想让全亚洲都当他性伙伴，玩腻了还想找山姆大叔搞玻璃，结果发育不全的小男孩和虎背熊腰的大汉扭打起来，流了鼻血死撑着，直到档部被踹了两脚他才冷静下来，战后中国没找日本索赔，怕别人说我们拿嫖资还是怎么地？我真是纳闷，我伟大的祖国在和强*犯行什么妇人之仁。打胎费总得要吧？
 
　　　　　　　　
照日本的说法，过去了就算了，历史是留给人遗忘的。虽然中国一再表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但那似乎只是少数有良知的国人才懂得的道理，我们的外交就是这么暧昧，说一些有回旋余地的话，或者干脆装哑巴，女人吵架还会撕破脸，中国这算什么？太监！看看那些哈日的傻瓜，这简直是个充满卖国贼的国度，特别是那些诋毁爱国平民的“精英”，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一个高中没毕业的，我就高中没毕业，我当年头脑发热觉得自己学到的都不是东西，现在我没工作就瞎写小说，我是闲人，所以有空为很多狗屁不通的事瞎操心，操烂了心国家也没给补贴，还会说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我气馁也想不谈国事，但我实在爱上瘾了，祖国让我爱恨交织，恨祖国什么？恨铁不成钢，人穷志短，这样的国家还谈什么复兴啊，我可爱的祖国什么时候能头脑清醒，不要再当东郭先生了，在同一块石头上要绊倒几次才知道疼？不是不知道疼，是忍气吞声。中国是儒者，是唐僧，忍耐是无限度了。
 
　　　　　　　　
说到中国现在的那些“精英”，想到三国时期曹操要攻打吴国，蜀谴派诸葛亮连吴，吴国的高官们都劝孙权投降，国家好吃好穿养了他们，他们居然说这样的话，这就是所谓当时的“精英”，所有后来才有诸葛亮的舌战群儒，看看?三国演义?里那些人什么嘴脸，再看看如今的精英们什么嘴脸，你就会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
 
　　
97年印尼屠杀华人，我们的媒体在干什么，最可恨的是印尼问了一个小日本物动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小日本物动用日语回答了一句，人家就把小日本物动给放了。说明杀人狂也是有脑子的，他们知道日本是什么国家，好惹吗？更知道中国是什么国家，李连英式的国家，别告诉我你连李连英都不知道是谁？
 
　　　　　　　　
谈谈最近，日本分别摸了韩国和中国的手（竹岛，**岛），韩国都想回家拿菜刀了，中国是被强*惯了习以为常还是怎么了？日本说中国衣服穿太厚了（军费预算不透明），这就是强*犯典型的逻辑，他的意思是说，你穿棉袄我想撕扯都不容易。日本又说你头脑里有和我做对的想法（说中国教育有仇日思想），中国上海教育部马上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里删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吃里爬外，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中国官员应该比我们清楚日本新干线是什么东西吧，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说速度比不上法国和德国，日本更不会把核心技术转让，磨损零件也会狡诈我们。中国莫名其妙就买了，这就好象一个男人提出性要求，女人就主动脱裤子。现在日本驻军下地岛，扬言要协防台海，你看，手都伸到中国胸前了。日本说“你不让我捏一把我就强*你。”中国怕了，大气都不敢喘，这就是纵容犯罪，中国要是宁死不屈当个烈女，人家敢踫你吗？日本就是喜欢无理取闹，台湾明明是中国的乳房，他偏要把自己的手当胸罩，总之他的理由随时可以遍出一大堆，你还跟他讲什么道理，这明显低能嘛，秀才遇见兵有理说得清吗？说得清以前也不会被非礼啊。
 
　　　　　　　　
还谈什么中日友好，中日友好就是米兰昆德拉说的性友谊，就好象你辩论男女间是否存在纯粹的友谊，那种纯粹的友谊就是纯粹的扯淡！ 
　　　　　　　　
日本想摸中国乳房，中国当然是严词拒绝了，太过分了抵抗是肯定的，但抵抗有多强烈那就说不准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让人寒心，我们退一步，为了发展经济忍辱负重，乳房也让他摸吧，可他摸了能满足吗？什么叫得陇望蜀，日本兴奋了那还了得，现在发育未全就已经跃跃欲试，现在不给他泼冷水他能降火吗？人家的军队叫自慰队，可人家的国策不是自慰，自慰对他们来说太可贵了，他们只会强*，为什么？我怀疑盘古开天辟地时在北太平洋拉了屎，遗臭万年！
 
　　　　　　　　
为什么把中国比做女人？我不爱国吗？我写这篇文章是在无偿献血，相信每个爱国的人都咬牙切齿了，什么时候能扬眉吐气？中国历史上把女人当惯了，也不差这一次，谁叫我们要说自己不结盟，在国际舞台上总是做出一副淑女的样子，有指甲也不敢抠人，连越南文莱马来西亚都敢占我们的岛礁，我们很友好，总向别人示好，总是礼让，可人家喜欢吗？人家会说我们骨子里*，真正*的是少数民族的败类，我希望国人不要等刀子捅进肚子才明白血是红的，那时就晚了。
 
　　 　　
大概有人要说我XL了，用这么引人注目的标题和比喻，相比石原慎太郎我算差远了，他说国防就是防止本国女人被外人X，其实他说这话是互相矛盾的，我怀疑他的血统有点杂，美国驻军当年一定没少上他们家串门，小动作总该有吧，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他的言下之意是让美国人“那个”不要紧，是荣幸，让中国人“那个”了，就是莫大的耻辱。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个任意凌辱的女人，你看韩国人多刚烈，同样是示威，人家什么规模，我们又是什么规模。你要一个强*犯怎么想？他现在说过去强*你是正当的，有种我们就煽他两巴掌，人家挑釁，我们有种吗？我们的身体有种，我们的大脑没种。谈什么复兴啊，要是委曲求全能复兴，我愿意自挖双眼！中国或许连女人都不是，就是个太监，唐汉时当过男人，后来练葵花宝典了。
 
　　　　　　　　
是啊！不管对错，她都是我的祖国。我只是她的一个细胞，我何尝不想让她强大，可她的淋巴结有问题，她的头脑有问题，她让我悲愤，她让我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沸腾，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她能对那些歹徒们说，操，想打架？
 
　　　　　　　　
然而这似乎只是我一相情愿的看法，国际形势是很复杂，我们是不能头脑发热，我们还要和鬼子周旋，不能硬拼，希望那些让人失望的决策只是欲擒故纵，呵呵，杞人忧天，苍天若是有眼，也不会有这么多不公道的事了，采尼说上帝死了，我看上帝是在的，不过瞎了而已。 
 

面对战争中国是底气不足，小日本物动不是傻子，他比我们清楚中国的现状，为什么台湾想独立，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大陆，我可以给出很多数据，觉得脸红，中国哪来那么多贪官，携巨款往外国跑，引用我所看的帖子里的话︰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是教育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每年被贪污掉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2万5千亿人民币左右。go-vern-ment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致使基础教育、普通教育、技术教育步履维艰，九年制义务教育形同虚设，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根据对比，中国今天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民国30年的贵族学校。毫无疑问这是改革以来最大的失败，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崛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列倒数第四。 
　　　　　　　　
那么中外人士会问为什么中国表面上显得如此富裕，答案是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贪污者、以权钱交换立业创收者和正当有产者就能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看上去就像一个上半身华丽无比下半身破烂不堪的怪人，问题是中国一直在尽心尽力的照顾上半身，似乎忘记了自己下半身的存在。全国总工会公布目前中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千亿元左右，其中建筑业占百分之70以上。有些方，包工头欠民工的钱，建筑商欠包工头的钱，而最后是地方go-vern-ment欠建筑商的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各地go-vern-ment拖欠工程款占全部拖欠工程款的四分之一以上，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说，一些地方go-vern-ment在财政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所谓“形像工程”和“政绩工程”而强行上马一些项目，但是又没有钱，于是只能让建筑公司先垫钱上马，go-vern-ment于是成了是最终债务人之一。

　　
如果你在日本的大街上问一些日本青年，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日军二战中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教科书上没有，档案馆里也没有，如果有小日本物动揭露此事就没有公司会录用；在日本凡是开大巴、车站收费、停车场指挥这些服务岗位全部是清一色五十岁以上的日本老人。他们头发斑白、克尽职守，令人钦佩。据说这批老人学历不高，所以干服务工作；凡日本防卫厅、厚生省和代表日本go-vern-ment出庭的官员都是清一色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西装革履，表情庄重，出言谨慎，是日本受过高等教育和培训的新生代，可谓人尽其才；小日本物动工作认真、讲究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大街小巷，看不到垃圾，无论你走到人头涌动的地铁，还是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小日本物动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
 
　　　　　　　　
　　日本始终坚持宰割中国的战略，毫不动摇，因为他明白一个强大的邻居曾经被自己摧残过，这也是中国原子弹爆炸时，日本举国震惊、不停献软的原因。而现在我们的一些准汉*还抱着中日友好、一厢情愿的幻想，理由是时代不同了。仇恨毫无用处，一切都*实力，包括软实力即政治管理和众所周??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增加3317亿美元，达到3.2046万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1万亿人民币；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在1万亿美元以上，2000年达到了1.3万多亿美元，这其中在2002年左右光电器就有中国消费者送的150亿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日本国内市场，占日本电器商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你我现在用的光驱即便是中国企业造的也得向其购买专利费，这就是悲哀所在，如果你仇日，你必须坚定的关注自己的每一个消费细节。
 
　　　　　　　　
　　仅日本制造业在海外销售额此一项，就超过了我国当年的GDP总值。 
　　　　　　　　
　　2000年底，日本国民银行存款总额为7.7万多亿美元，不包括金融资产、保险储蓄、邮政储蓄、产业集资等各类资金储蓄，我国在2003年是12万亿人民币左右。 
　　　　　　　　
　　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世界第一位，日本是除美国外向联合国捐款最多的国家，这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中致胜利器。 
　　　　　　　　
　　在2001年中国的社会总资产大约在30——50万亿人民币之间，也就是说，即使日本工业基础为零，用其资金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会超过了中国的社会资产的总和！最近十年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1.3％左右，要明白即使他的一碎步，也会让中国跑几年的，经济总量摆在那里。
 
　　　　　　　　
　　日本在经济衰减的同时一边在喊哭穷，一边对技术开发和促进生产投入了9万亿美元。 
　　　　　　　　
　　日本的媒体在这其中很好的配合国家战略，在哭穷的同时还抬出了中国威胁论，并且推广到国际上，中国还真有许多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了。已经被人竖起准备当未来的枪靶子，还傻不愣鸡地高兴呢。中国醉生梦死的媒体战略和从业者的水平，中国人民已经不想再领教了，从背后充满丑恶交易的春节晚会到倒白开水似的电视节目.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这些图腾崇拜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文明，英雄崇拜是其中之一。中日文化颇多交集，却在英雄崇拜上大相异趣。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这半阙《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龙不是池中物”一句，与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不惶稍让，端的是千古绝唱！与此能相桴鼓的，在我看来，只有前人苏轼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以及后人毛润之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文山先生英雄一世，慷慨就义，不仅成为华夏民族的丰碑，也成为东邦日本的敬拜偶像及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力量之一，当时不少日本志士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高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奔赴沙场。
　　
　　扩张与防御：造就两种英雄
　　
　　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故事也多发生在民族内忧外患的悲秋。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每一位都因为抗击外侮而将英名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凌霄阁中。
　　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日本陆军军神）、东乡平八郎（日本海军军神），乃至后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为开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尽管这个名字令我们华人刻骨铭心），受亿万日本人的祭奠。
　　中国英雄的防御性、日本英雄的扩张性来源于两国的军事战略不同。在美国学者布鲁斯（Elleman 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现代中国战争》（“Modern China Warfare，1795-1989”）一书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战争都是平乱、抵抗外敌等为主，采用的都是防守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推动或维持国家的统一。
　　的确，让我们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事迹，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到了唐代， “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诗句），越过阴山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岳武穆可算是后世罕见的英豪，用川话说是难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发出 “直捣黄龙乃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却难以躲避风波亭的千古恨事。至于林则徐，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高官只会焚烧鸦片、驱逐洋人，关起门来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这当然不是林则徐个人的悲哀。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了这是因为其乃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民族的本能。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确立了 “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笔信》）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日本的英雄当然是外向的、进取的。
　　
　　“道义”英雄：无能与无奈
　　
　　战争思想如取守势，则所谓征战、所谓外交，无非是自卫的辅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动跨过边界。这种“反动”（Reactive）和“被动”（Passive）的内向惯性折射在英雄行为上, 即为短期行为和短视, 浑然不觉国际事态。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 禁烟手法即为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简单、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对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处理一切，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旧时代的、蒙昧但廉洁的官员，在以旧手段应对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虽已明白了要“睁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于形势，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后果的预计和应对等方面都十分盲动和被动，完全没有士大夫束发受教以来就被教诲的“上兵伐谋”和“知己知彼”的从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令满腔热忱化为举国碧血，徒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慨叹！
　　反观日本的英雄, 在那著名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日本军舰击沉了运送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引爆甲午战争，其后十年中日英为此纷争扰扰）中，“肇事者”日本海军浪速舰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就对国际法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敢于在彼时悍然下令攻击，而后又积极营救欧洲船员，手段老辣，作风硬朗，稳、准、狠，拿捏得恰到好处，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后的证词收集、法理辩论等方面成效显著，最后结果证明这位看似卤莽的“海归”军官（他留学英国八年）是走了一着精妙的险棋。便是作为仇敌的我们，痛恨之外对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个中国军官，从清代到现在，有这样的胆魄和眼光？！——看看我们自己的大使馆被炸、军机在家门口被撞落……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覆亡——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又比如海瑞，他的确是个廉吏，可也的确以廉傲视群侪，与一切不遂己意的事情斗，心理相当地偏执狭隘。我们固然可以把他当英雄，但天下人若都如此，世上也就没有宽容、理解、分寸、技巧这些词汇了。中国的不少英雄，是一种“道义英雄”，不是“行为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进步，但我们就是看中了那一点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习惯于从悲剧主角中挑选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国也就渐渐有点中看不中用了。
　　
　　上兵伐谋：易成懦弱借口
　　
　　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带领着民族理念的发展方向。中日两种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国人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野。
　　从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战争资料来看，经常是日本方面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对手兵备，悉数掌握，而清军往往是敌人到了正面了，还估数不准（如平壤战役，清军情报夸大敌情有10倍之巨，甚至双方展开阵地战时还没弄清楚对方兵力），战场上尚且如此，何况国际大势、世界潮流？
　　中国人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所谓至善，这一战略思想却被贯穿在战术乃至民族心态之中，以此思想为武装，道（目的）、术（手段）相混，在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际利益争夺中根本难以自保。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军事政治辨证关系，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容易成为懦弱的借口，成为“曲线救国”的借口。谋、交、兵、城是相互关联的，而最基础的还是军事实力，总是想着伐谋，以为动动嘴皮子、使使小脑子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结果自然是本末倒置。军事力量不行，就只能承受弱国无外交的痛楚，而军事、外交都缺少本钱，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转“上兵伐谋”呢？空城计毕竟是可一不可再的。
　　一本三国，谈的多是政治阴谋、个人霸术；皇皇二十五史，通篇谈的也都是帝王将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无数英雄的战争，其本质是什么？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是经济、法律、外交的综合艺术，是与外部世界的横向交流，尽管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因其极端, 所以必须未雨绸缪（Pro-active），必须要有开放向外的视野。所以，同样运筹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国人视为大英雄，中国的李鸿章如能免于被指“李二先生是汉奸”就该加额庆幸了。
　　我们在三国式的英雄崇拜情结中，除了斤斤于权谋之术，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虚幻快感外，于国于民于家又有什么实在的裨益呢? 我们的历史学家，居然十分热衷于考据甲午战争谁开第一枪等等枝节问题，热衷于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而回避更深层次的自我考问，惶论反省我们何以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的战争记录却是对外经济、社会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时期出版的日本书刊中，除了大量的战争记录外，主要就是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战录》的首页就是关于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对日本纺织业的打击的分析。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中国的精神保姆们（在他们眼中，十多亿民众都是需要引导的孩子而已）总是担心所谓暴力因素对孩子教育不利，从而要清理荧屏，令本土卡通充满了腻味和粗糙的道德说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话假象。而日本的孩子照样玩着充斥了近现代战争细节的电脑游戏。自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在西方盛行并一度成为上流社会时尚的“战争游戏”，200年后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童年的毒药。倒是曾经生活在毛时代的我们，有机会过了个时时备战却也依然快乐的童年，没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虚幻玫瑰色童话所蒙蔽。“远离暴力”固然是个动听的理由，但远离暴力绝非远离忧患、远离危思、远离人类争斗的现实，在“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象中、在走样了的所谓“远离暴力”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当他们终于要走出温室时，会不会被一帘微风就能吹倒，惶论暴风雨了？这样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来吗？
　　
　　改革的深度造就民族的深度
　　
　　中日在英雄理念、战争理念上的差别，是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的。
　　那位在甲午战争中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多次死里逃生的德国贵族汉纳根（Hanneken），和中国人、日本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中日的差别看得十分透彻，在他的《中国书简》中一语道破中国现代化的浅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Chinesisches Wissen als Grundlage, westliches Wissen für die Praxis）是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导致现代化结果差异明显。
　　在洋务成为显学、海归成为新贵的晚清，中国还是抱持着中学为体的神牌不放，只在技艺层面上学习西方。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彻底地开始“脱亚入欧”，全盘西化。
　　甲午之前，中国海军装备并不弱，号称世界第八舰队，日本人要挑战北洋舰队，举国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准备。而中国的陆军也装备了质量和性能上远超过日军的新式枪炮。几次激战的口岸如旅顺口、威海卫等，都由汉纳根督修了当时最先进的炮台。
　　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其它软件方面，小到单兵战术，中到军官指挥，大到战略思想，都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我收藏的很多有关文物都显示出清军的精良装备与低下素质，甚至像聂士成、马玉昆这样的一代名将，也依然是像冷兵器时代一样在战场上遍插旌旗，成了日军炮火的好靶子。这一习惯，甚至到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还没改过来，英军“中国军团”（中国人组成的英国雇佣部队，参见本刊2008年1月号《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的指挥官巴恩斯（Barnes）就惊奇那么多旌旗不是给对手提供了攻击便利吗？这样的战争态势下，中国要出英雄，也只能出悲剧的英雄、虽败犹荣的英雄！
　　不少日军战场回忆录提到，清兵装备很好，但不懂正确使用武器，放炮开枪毫无章法，盲目射击，往往把自己的优势军备无谓消耗后，在日军的进攻下只能土崩瓦解。
　　武器是战争的硬件，这是把双刃剑，关键还在于谁在使用它。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最终还是在人，这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负责日军受降，在受降过程中看到日本人的军事素质感慨万千：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李将军说在回忆录中写道：“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中国之痛：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在师夷长技方面，中国学到的是浅薄的技术枝节，而日本则完全是理念的更新，脱胎换骨。到甲午战败后，中国才开始了对西方制度层面及文化层面的新一轮学习高潮。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激进派和立宪派，对于中国的“民族英雄”，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推崇重点。主张反满革命的激进派，将岳飞、洪秀全奉为民族英雄，标准是民族抵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尚武的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便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任公在自序中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春秋战国间，不强无以自存，“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后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源，皆赖是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是其后的专制集权阉割了中国人尚武进取精神，“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们开始“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铜，以弱天下之民”，从此，“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冶，其体魄脆于奢靡”，再动用酷吏、法网构建警察社会，使人们不敢存尚武之心。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可谓是真正说中了中国英雄的痛处。中国历史奉行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任何开拓型的英雄是不可能为其主所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远征，就是由一位叫郑和的宦官完成的。郑和固然是大英雄，但选派“刑余之人”宣国威于四方，不是皇帝瞎了眼，而是担心在这样一支大舰队的护拥下，正常人可能就会成为争天下的对手。宋高宗杀岳飞，未尝没有这点担心在内，本质上和他的祖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一致的。
　　中国的确是太大了些，大到令我们只愿意死守，不愿意进取；大到统治者只要自己位置坐稳就有一切，安内重于攘外，“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能维持既得利益者；大到我们的英雄不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可能涌现！而且一涌现就注定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剧式英雄！“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的历史果然是太悠久了，“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看多了便有点审美疲劳，这种悠久甚至导致漠然，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俨然历史虚无主义！
　　
　　“靖国神社”：我们也需要跪拜英雄
　　
　　中日之间百年争战，英雄辈出。在日本人将他们的英雄供奉于靖国神社，即使冒天下之骂名也在所不惜时，偌大的中国，能为抗日英雄鲜花默哀之所在，尚余几多？
　　要当中国的英雄，九泉之下的确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我们的英雄标准，犹如股票的行情，而且是被“政治庄家”操纵了的股票的行情，不是根据民族大义，而是根据现实政治、根据内斗政治的需要，“辨证”地进行“宏观调控”。清王朝塑造武圣人“模范”形象时，据说斟酌了很久，“决赛”中关羽PK掉了岳飞，原因很简单：因为岳飞抗击的是满清的祖先；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岳飞则又成了全民景仰的英雄；“今天最危险的时候”早已过去，岳飞却又被各种教科书摘去了民族英雄的帽子，因为抗金只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网络上的高论更是令人惊奇，比如东三省是满族同胞带给中华大家庭的“嫁妆”，按此逻辑，当年便不该抗日，否则“日本省”或“东瀛省”便是“和族同胞”带给中华大家庭的又一份嫁妆，难怪网上一篇著名的反讽博文说道：孩子，以后你千万不可当英雄，要当就要当汉奸！于是，今日之乱相便不能理解：一方面，网上“义和团”蓬勃兴起，把口水当利器，逢日必反，杀声震天；另一方面，不读史、不看书，把“九一八”当作“就要发”，更惶论对当年刀头舔血、慷慨赴义的英雄的景仰与纪念。
　　而日本人甚至把能收集到的每一个阵亡士兵的名字都供奉在香炉前。李登辉当年不顾抗议，非要去祭拜靖国神社，除了政治做秀需要外，也不能不说有亲情的眷恋：其兄李登钦，又名岩里武则，就是战死在吕宋岛马尼拉的台籍日军士兵，其灵位被郑重地供奉在了靖国神社里。
　　在我收集甲午战争的文物时，十分惊诧于日本人对“先烈”的景仰。《日清战争实记》中，有大量的篇幅报道战死者的姓名籍贯，有大量文献是各地纪念战死者的碑文悼词等。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不要说当年牺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前线阵亡的国军将领（光被大陆官方认可的，就有近200人！），我们又能说出他们中几个大名呢？当我们愤怒地指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英烈，还存在我们心中的哪个角落呢？
　　从网络上搜索一下，“公祭”一词显然在近些年来成了中国的热门，但公祭的对象一律都是那些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人文始祖或古代名人，除了南京还在为死难同胞每年祭奠、沈阳为“九一八”拉响警报外，国耻、国难连同那些罹难的祖先和抗争的英雄，基本是从我们的公共记忆中消失了。当纪念成为忘却，甚至成为经营时，还能指望他人来“正视历史”吗？那种依靠政治压力、经济吸引和外交斡旋换来的“谢罪”有意义吗？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李敖曾经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神州万里，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又在哪里呢？我们又有多少能给英雄、而不是给权力下跪的地方呢？
　　
　　大国崛起：要靠进取型英雄
　　
　　不少研究者将日本的民族性格归结为岛国心态，将晚清时那种老大帝国的迟暮心态归结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这其实就是地理决定论的滥斛。对于此点，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在与地理实在打交道的时候，决定的因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他嘲笑地理决定论充其量不过是“最隐蔽的‘哲学安慰’而已”，这一伎俩不过是体现了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所及的各种力量”。
　　中日之间无论是英雄观的差别还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差别，关键绝不在于两国的地理特性，而在于两国对挑战的应对之策。华夏先哲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还是“一人为刚”时，我们便也只能拥有和敬拜那些悲剧的道义英雄！
　　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将“我们的”英雄和“他们的”英雄做对比，“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对应而非对等）地出现。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敌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样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冷静思之，尤其冷静地把我们自己长期作为被侵凌对象的悲情心态放一边的话，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为什么是“他们的”呢？我们的民族，缺的不正是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吗？缺得不正是“胡无人、汉道昌”的霍去病之类的英雄吗？
　　当一个国家还在泥泞中抗争、在黑夜中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大国的崛起的。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
　　“他们的”英雄伊藤博文有诗曰：“楼前饮进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你我且干了这杯，为那正在走近的“我们的”英雄同心祷告！ H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3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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